从经堂语到中埃、中阿友谊的桥梁

提起阿拉伯语，在解放前和解放初，中国百姓除了穆斯林大众外很少有人知道，知道的也闹不太清楚，或误以为那是中国回教徒的语言。读过《天方夜谭》小说的人，有的也不见得完全弄明白，甚至不知道“天方”一词乃是出自我国的古籍，原指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后来泛指阿拉伯地区，只是模模糊糊觉得阿拉伯语就是那远在西方天边的一个神秘的阿拉伯王国的国王和他臣民的语言，是为天方之语也。然而，阿拉伯语对于我国的穆斯林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他们都知道这是真主给圣人穆罕默德降示《古兰经》所用的语言，也是圣人穆罕默德家乡阿拉伯半岛麦加的语言，因而在他们心目中是一种至为神圣而又亲切的语言。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学过阿拉伯语，却十分眼熟耳熟。《古兰经》经文、清真寺壁饰、清真饭铺招牌都有阿拉伯字，举目可见，能不眼熟！每天五次礼拜前，清真寺的宣礼员都要在宣礼楼上或清真寺门前反复多次用阿拉伯语高声唱诵唤拜词，召唤穆斯林按时礼拜，每周的主麻日（星期五聚礼日）在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听领拜人（通常是清真寺教长）诵读阿拉伯语《古兰经》的有关章节，礼拜人还要一齐念两句阿语祷词，平日自家或邻里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请教长（亦称“阿訇”）念经，所选经文章节，也是用阿拉伯语诵读，可以说阿语是常听不断，以至耳熟能详。我国穆斯林还有个习惯，有自己的中国常用名之外，还要请教长给起个宗教性的“经名”，是一种阿拉伯语名字，男名如“阿里”、“侯赛因”，女名如“法蒂玛”、“阿以莎”，为的是讨个吉利。

我国有回族、维吾尔族等十个民族，人口约2000万，信仰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教信徒，亦称“穆斯林”（为阿拉伯语“伊斯兰教信徒”一词的音译）、“回教徒”。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初由真主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创立。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经由陆、海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阿拉伯语是随着阿拉伯穆斯林商人进入中国的，并逐渐传播开来。到了十三世纪，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信仰的宗教之一，而阿拉伯语作为宗教语言在中国穆斯林中广为传播。到了十六世纪，阿拉伯语已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穆斯林青年以能学习阿拉伯语为荣，尤以能念诵阿拉伯文《古兰经》为殊荣。受过经堂教育的学生，懂阿拉伯语，会诵读阿文《古兰经》，有伊斯兰教教义和教法的基本知识，毕业时获得了清真寺教长的聘任资格，可以受聘到各地清真寺当教长，或者自辟蹊径，专心致志于伊斯兰宗教研究，以期成为伊斯兰宗教学者。他们中不乏精通阿拉伯语之人，能直接研读《古兰经》、圣训以及大量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历史和哲学的阿拉伯语原著，进而自己著书立说。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逐渐由在清真寺内教学发展到在全国穆斯林聚居地区开办新型的现代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让穆斯林子弟在这些宗教学校里不仅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宗教知识，而且还学习一些现代科学知识。这时期，一些伊斯兰教社团组织开始与阿拉伯国家的宗教组织和机构建立联系，选派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到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深造。爱资哈尔大学是伊斯兰世界一所最负盛名，最有权威的高等宗教学府，也是世界各地穆斯林学子最向往的伊斯兰宗教学殿堂。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大都到伊斯兰教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或从事伊斯兰宗教研究工作，或应聘到清真寺当教长。少数到公立学校乃至高等学府教授阿拉伯语。总之，这几批留埃学子对阿拉伯语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使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二是使阿拉伯语在中国传播的范围从穆斯林大众扩大到非穆斯林大众，开创了阿拉伯语在中国传播的新局面；三是他们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发展阿拉伯语教学的主力——创业者和带头人。如马坚教授，他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的创始人，解放后一直担任专业教研室主任。因此可以说，正是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为现代阿拉伯语在中国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师资，为两个新生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领导人和人民沟通联系，互谅互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阿拉伯语翻译人才。

还在解放前的1946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是著名的东方学家季羡林教授，他向校长推荐留埃的伊斯兰宗教学者、阿语专家马坚先生，聘为北大教授，创建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北大因此成为中国把阿拉伯语作为一门学科设立专业的第一所大学，阿拉伯语在中国的传播从此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它的大学教学研究的新阶段。

1949年春夏之交，中央领导为了集中力量重点培养国家急需的通晓东方语人才，委托胡乔木同志找他的清华老同学季羡林教授征求意见，说中央想把南京的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和边疆学院的一部分从南京迁来北京，并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季教授回顾五十年前这件事时心情很是激动，他写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我们这几个书生，空怀报国之心，实无用武之地。现在这样一个好机会仿佛自天而降，我们又哪能不欢喜雀跃呢？我立即同意，于是，我们这一个全校最小的系，一变而为全校最大的系。”合并后，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一下子拥有三位留埃的教师：马坚、刘麟瑞、王世清，不久，又增添了两位留埃的教师，一位是杨有漪，原任北京东四清真寺教长，另一位是马金鹏，原在北京成达师范学校任教，后受聘为上海福佑街清真寺教长。当时，这五位老前辈代表全国阿语的一流水平，是中国阿语界的精英。北大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就以这样的师资阵容，肩负起培养国家急需阿语翻译和教学人才的历史使命。

在新一代翻译人才培养出来之前，一些重要外事活动的口笔译任务只能落到马坚教授和刘麟瑞教授身上。笔译任务，如请马坚教授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口译任务，如毛主席或周总理会见埃及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或著名社会活动家，都由马教授或刘教授做翻译，外宾常常感到十分意外和惊奇，怎么中国也有如此精通阿拉伯语、熟悉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教的阿拉伯通？！新中国给他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里，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两件与阿拉伯语有关的往事，都很有意思，至今令人难忘：

第一件往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有印尼、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国领导人共同倡议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国家340名代表出席。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与会，他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获得了与会者普遍赞同。会议排除了种种干扰，在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后圆满结束，而《公报》和《宣言》产生的“万隆精神”影响深远。北大刘麟瑞教授作为阿拉伯语翻译随团赴会，在会议期间，周总理曾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举行会谈，这是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由刘教授做翻译。一听到翻译说阿拉伯语，纳赛尔总统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喜，他万万没有想到沟通双方思想的语言不是国际场合常见的英语，竟然是他自己的母语——阿拉伯语，而且翻译的水平很高，语音纯正，语调自然流畅，遣词造句优美，意思表达清楚准确。当纳赛尔总统被告知翻译是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一位穆斯林学者，而且还是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学子时，他被深深感动了。他把周总理精心安排阿语翻译看成是中国政府对他本人、对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以及对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尊重，是体现中国政府建立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良好愿望和积极姿态。他由衷地钦佩周总理谦逊、豁达、诚信、智慧和远见，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会场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满堂欢声笑语，大家虽然初次见面，却胜似故友重逢，言谈中透着浓浓的东方情和中埃兄弟情。会谈在友好互信的气氛中很快达成共识，双方将按照“求同存异”的方针，共同努力争取开好亚非会议。这次会谈也为中埃建交奠定了基础，翌年，即1956年，埃及政府不顾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政策的国际环境和压力，毅然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互派大使。埃及成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第一个承认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它的带头行动迅速产生连锁反应，极大地推动了中阿关系和中非关系的发展，在中东和非洲这两大地区把美国和西方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封锁线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迫使美国节节败退。如紧跟着中埃建交（1956年5月30日），叙利亚和也门也与中国建交（1956年8月1日和1956年9月24日）。

在亚非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中，在打破美国对我孤立和封锁的斗争中，在发展中埃、中阿和中非友谊的努力中，大家可以看到，阿拉伯语也有一份贡献。这给北大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的师生以极大的鼓舞，成为历届学生培养热爱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自觉立志为促进中埃和中阿友好合作做贡献的好教材。

第二件往事发生在中埃建交后的1963年4月，周总理应纳赛尔总统的邀请第一次访问埃及，当时随团的是高级英语翻译，但实际上只在正式会谈时用过，整个访问期间，尤其是一些群众性欢迎场合，总理讲话都是用阿语翻译。欢迎群众一听是自己的语言，全场立即爆发长时间的欢笑赞叹声和热烈掌声，而讲话的内容更让他们深切地感到，新中国是埃及的患难与共的真正兄弟之邦，周总理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领袖，他代表中国，象征中国。今日见到的中国总理已如此伟大，可以想象得到，还没有见过的中国毛泽东主席当然更伟大了。总理访埃以前，埃及人在大街上碰上中国人，常常会问：“你是日本人吗？”因为埃及人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的相貌，而当时出现在埃及街头的日本人多，在埃及商店里的日本货也多，所以普通百姓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国。总理访埃后，埃及人都知道中国和周恩来了，这时大街上再碰上中国人或日本人，都只问：“你是中国人吗？”当你点头称是时，问者马上露出十分友好的笑容，竖起大拇指，连声“周恩来，周恩来，了不起，了不起！”临走还频频招手。多么深挚的友谊啊！这友谊通过阿拉伯语的浇灌，已在埃及普通百姓的心田里生了根。

北京大学——阿语在中国的传播基地

上面说过，建国初期，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十分重视阿拉伯语在外事活动的作用和阿拉伯语人才的培养。

头几年，在外事活动中频繁地劳烦北大马、刘两教授做翻译，实出于无奈，只因当时阿语人才太缺！两位教授完全了解情况，深感责无旁贷，故而欣然领命，做完翻译回到学校便加倍努力教学，力争早日教出高徒。在教育部和校领导的关怀下，北大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教师由一人增至五人，学生由三、五人增至五六十人。此外，教育部还通过中埃文化协定，为北大聘请阿语专家。埃及政府很重视，选派的第一位教师是曾在开罗大学任教，后为开罗艾因·夏姆斯大学东语系系主任的著名教授夏华比，让他率领第一个埃及三人文化使团来华，并以团长兼专家身份在北大工作。他举家来华，住北大燕南园，与周培源教授为邻，不久两位教授成了好友，两家成了好邻居，他们的孩子天天在一起戏耍，青梅竹马，天真无邪，小嘴一噘，小手一挥，小脚一跺，都是小心灵互相沟通的语言，再喊出一两个汉语单词或阿拉伯语单词，大人听着好笑，不知其所云，而他们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明白，玩得是那么投入，那么开心！夏华比教授带来了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友谊，是实践中埃和中阿文化教育合作的第一人，在华工作结束后又满载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回国，据说他向埃及政府报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实地考察，对密切埃中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过了二十年，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埃及女士来到北大，自称是六十年代曾在北大工作的埃及专家夏华比教授的小女儿，现在是工程师，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利用休息时间，旧地重游，前来北大凭吊故居，难忘的燕南园！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去燕南园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向陪同们回忆起她童年在这里度过的一段美好时光，频频问起当年小伙伴现在的情况，希望转达她的问候。来到燕南园老屋前，她认出来了，伫立凝眸，如醉如梦，久久才“醒”来，但见物是人非，不免触景生情，感慨万端！夏华比老人走了，年青的一代承传了老一辈的埃中情谊，代代相传，如尼罗河长江万古长流。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罗大学取代了爱资哈尔大学接受中国的留埃学生。还在中埃建交前，即1955年中埃两国领导人在印尼万隆亚非会议期间首次会晤后不久，两国就于当年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政府选派了杨福昌等七名第一批留埃学生，而留埃的学生和进修教师相当多是北大的学生和教师，他们都入了开罗大学，享受埃方提供的奖学金，住在大学城（学生宿舍区）。我国教育部规定的留学和进修年限一般为二三年，由于时间短，除少数人外，他们无法取得开罗大学的正式学籍和毕业文凭，只好在开罗大学自由选课旁听，好在大家都能自觉勤奋学习，主动广交埃及和阿拉伯各国朋友，在学习上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积极参加开罗大学或我驻埃使馆组织的文化性质的参观和旅游，扩大和加深对埃及和阿拉伯文化的认识。常去书店，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都买了书。留学期满，便收拾行囊，带上几纸箱书回国。虽无文凭，但可聊以自慰的是，没有空着双手，而是提着几箱“学问”荣归了。

北大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头几届毕业生有两个去向：一是留北大任教，或去其他高校新建的阿语专业任教，成为新专业的创业人和骨干教师，最终迎来了中国高校阿语教学的大发展。一是被分配到外交、经贸、新闻、文化、军事等单位工作，其结果使阿语在中国的社会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宗教生活方面扩大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北大的阿拉伯语毕业生遍布全国，北大实际上成了阿拉伯语在中国的传播基地，而开罗大学在这时期也成了北大的有力的后援大学。

当时，我国驻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使领馆、文化处、商赞处和武官处以及外交部、经贸部、中联部、解放军、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关单位都有北大阿语毕业生，嗣后其他院校的阿语毕业生也陆续分配到这些单位。他们中有不少人脱颖而出，或被提升为我驻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领事、参赞、武官，或被提升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大学教授、系主任、副院长、司局长、副部长。人称他们是“阿拉伯语大使”、“阿拉伯语外交家”、“阿拉伯语专家”、“阿拉伯通”、“阿拉伯学家”，他们是中国的驻外使节，或国内某单位负责人、学术带头人，但他们更像是中埃和中阿友谊的结晶，是阿拉伯语在中国传播结出的硕果。

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前面说过，解放初，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是当时中国高校唯一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学和历史的专业，肩负为新中国培养阿语翻译和教学人才，并承担国家重要外事活动的阿语翻译任务。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北大已有几届阿语毕业生，除留校任教和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外，还有一部分分配到其他高等院校参加创建新的阿语专业。这些新建阿语专业的院校共有七所：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教研室（现为阿拉伯语系）、北京外贸学院阿拉伯语专业（现为北京经贸大学阿拉伯语系）、北京语言学院阿拉伯语教研室（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欧亚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1955年创办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阿拉伯语课为该院主要课程之一）。至此，阿拉伯语在中国高校的教学已不再是北大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争妍斗艳，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了。

在这种新形势下，北大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为了方便和提高全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学习和翻译工作，先后编纂出版了《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汉语阿拉伯语词典》，这两部词典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高校阿拉伯语教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后来其他院校老师也出版了几部词典，但其影响都远不及前两部。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在北大工作的叙利亚阿语专家赛拉迈·奥贝德先生，他承接了埃及阿语专家夏华比教授的文化教育交流使命，并加以发扬光大。他本是叙利亚的著名作家，出于对中国的热爱，放弃了文学创作，连续在北大工作十余年，除各年级的教课任务和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外，他还积极主动编写大量教材和帮助编纂词典，对阿拉伯语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阿语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对《汉语阿拉伯语词典》的编纂，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他还经常应有关单位之请，对一些重大会议（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以及《毛选》第五卷、《毛主席诗词》等的阿文译稿进行修改润饰。他十余年如一日地忘我工作，时常加班加点，从不说累。他学识渊博，阿拉伯语功底尤其深厚，教学方法深入浅出，启发引导，言词幽默，形象有趣，学生说上他的课轻松愉快，时有笑声，却印象深刻，收获很大。专业师生和历届校系领导人没有一个不喜欢他，不尊敬他的。他长年住在西郊友谊宾馆，和宾馆上上下下的人都很熟，由于平易近人，非常合作，处处体谅人关心人，助人为乐，还常常给宾馆提一些有建设性的好建议。所以宾馆里的每个人，从打扫房间的清洁工、餐厅的服务员、厨师、门卫、司机到设在宾馆的国务院外事局工作人员，无一不称道他的为人和品德的。他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一位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阿拉伯白求恩。1984年3月，他最后结束在华工作，临别依依，思绪万千，命笔成诗，抒发了奔涌于胸中的无限思念和眷恋，讴歌了中国的伟大成就和美好的明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饱含中阿深情厚谊的诗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