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数十年前在北大的学业生涯，张老师记得：晨光熹微，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回荡着朗朗书声；月上树梢，室内灯火通明映照着莘莘学子。阿拉伯语，入门异常艰辛：字母表上的28个字母中没有任何母音的存在，更别提众多辅音的音位及与中文大相径庭的语法构架。但张老师和一些同学却初衷不改：“既来之则安之，国家需要我们将阿语拿下，我们也一定能够拿下！”诺重千金，这一代的国之骄子一步一个脚印，攀登着阿语学习的大山。也是这份坚持，为他们日后出国深造做足了准备。

燕园春光灿烂处，莫负读书好时光。在学生时代，两位老师各忙各的专业学习和学生工作。张老师在是班长，也是系学生会体育委员。景老师是班级团宣委，也是校女子篮球队一大主将。然而造化弄人，如此优秀的两个年轻人在各自热爱的领域里熠熠生辉的同时，却未曾有一次共事的机会。

命运终会让缘分抵达。1959年，张老师和景老师一同以北大阿拉伯语后备师资的身份前往巴格达大学文学院进修。

万里之外，知音相逢。

上大课阶梯教室济济一堂，在师生的相互问答中，两位中国青年的表现不下于巴格达本地学友，也不止一次地受到主讲教授的点赞。在中国农展会到巴格达展出期间，使馆更是指定张、景二人为大型活动作语言服务。由于种种原因，当年的农展会语言准备不能提前安排。景老师作为展会的主持人，为了确保主持词的准确性，每一次下台后都与后台的张老师就下一场的主持词反复推敲。

共同承担着两国交流的艰巨任务，共同分担责任和紧张的情绪，倾慕的情绪在少年们心中悄悄滋长。一段长达七十年的相守相依，在异国他乡的怦然心动中，翻开了序章。

当然，他们之间的表白也没有拖沓太久。“来日方长”的承诺十分简洁，却是无价盟誓。很快，二位老师投入书海，依旧肩负着为国家奋斗的责任，也期许着多年后，一起变老的“来日方长”。

一座专业圣殿从几乎一无所有的地基建起，究竟需要多少年？无声耕耘的二位老师，和那一代的青年教师，用行动给了我们答案。

1961年归国后，张老师和景老师返校执教，人生的新的考验由此开始。即便有着丰富的学习经历和本土环境的浸润，教学，对于两个刚刚结束学生身份的年轻教师来说依然是陌生的领域。

特殊的时代需求不允许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进修，所以同年代的一批年轻教师也都是在教学经验相对较少的情况下，登上了讲台。党组织连续多次为青年教师召开会议，季羡林先生亲自座谈并鼓励他们“在战斗中成长”。靠着热血和执着，北大的语言教学大厦正在数十位青年教师的手中，筑起坚实的地基。

讲台上，语言的魅力徐徐展开，讲台下，学科的根基也正在向更深处探寻。例如，在教材编写上，选材、编辑、刻钢板、校对，紧要环节都是主管教师亲力亲为，每一个阿语人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景老师参与一年级教学，张老师则是二年级。熬夜是常有的事情，睡眠早已成为奢侈。但值得庆幸的是，形势连年向好，在新、老教师的密切合作下，一批又一批的阿语人才走出燕园，散做火种，为我国和阿语相关研究和中阿关系的起步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于是，“来日方长”四字便不仅仅是在巴格达的诺言，两位老师更把它带回到北大的讲台。把为国家贡献置于小家之前，挑起担子之后再谈儿女情长，这也是当初一代青年老师的信念。

不仅如此，他们也将阿语的种子播向海外。张老师曾教过一批越南官兵，在三年里为培训越南国家首批阿拉伯语人才奠基后备师资力量。其中有一位学生成绩优异，后来还曾在越南驻华大使馆工作，与老师一家续写了师生之谊。而景老师，应朝鲜国家的要求，曾前往平壤国际关系大学阿拉伯语系，参与四个年级的教学，一周6天，工作总量竟达24节课！中国使馆领导关切这位来自祖国的姑娘，不仅将她从独自居住的平壤宾馆接到使馆，而且敦促她在休假期间及时返校完婚。这一细节，让他们至今不能忘怀。

而说起婚礼，没有庄严的宣誓，没有鲜花红毯，也没有满桌的宴席，在十几位共同为教育事业奋斗的战友的支持下，二位老师给这份在异国他乡开始的感情，一份故土的承诺。

地基已然建成，但却缺乏铸就高楼的钢筋。在当时，北大阿语教学还没有一套系统完善的教材。每位老师自己备课，教学的讲义和内容结合时政变化和学生反馈，还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如果更换了老师，那么教学体系也会大相径庭。这给当年的阿语教学带来很多的困难。

二位老师年纪轻轻，谁也不敢想象编书这件事会由他们来承担。

他们一边教学一边收集语言资料，不断充实自我，为教材编写积蓄力量。期间张老师和景老师曾同赴伊拉克，张老师独赴喀土穆大学。这五年时光里，他们积累的书刊资料为教材的起步奠定了实实在在的基础。在教研室关照下，基础教材编写的试探工作开初由景老师执行，待到张老师从喀土穆返回，两位老师便开始携手奋战。经过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身上反复验证修订，在一代代北大阿语人的帮助下，前三册的编写顺利完成。1988年，张老师要奉命前往开罗一所大学中文系，为了支持丈夫，景老师主动承担了第四册的编写。成书之时，二人仿佛诞育生命一般的喜悦。 

二位老师总是对教材编写过程中提供诸多帮助的志同道合者难以忘怀。刘麟瑞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从起步发端到收官落笔，他提过不少中肯建议。景老师和张老师不止一次地请他署名领衔都被他婉拒，他说：“难道编一部书就那么容易吗！”

这部教材于90年代出版，获教委科研二等奖，2016再版又获得北大的百年优秀教材奖。教材中体现了阿拉伯语教学前所未有的体系和易于操作的运行机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把零起点的教师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尴尬局面中解脱出来，同时也为基础阿语生的顺利成长厚积沃土。

提起阿拉伯语教学的发展，张老师欣慰中总是夹着歉疚，他反复说，景老师对教材的付出远不是他补偿得了的。盛年时期，他在喀土穆进修三年，语言状态大有长进，但景老师却身体状况不佳，曾一度入院治疗。教研室曾打算将张老师调回，可被景老师拦下，只有斩钉截铁的一句：“我愿意成全他！”

一路阳光一路风雨，求知和育人的道路一直走到今天。生活中平平淡淡才是真，但学术之路却始终要求精益求精。首版教材120万字，浩大的编写和海量的细节仅仅错标的一个符号，还是一个意外的误解。精益求精、严谨不怠的工作作风，体现的正是一种把学术和生命看作一体的人生姿态。

在北大的多年执教生涯里，张老师和景老师一直对学生保持着关爱又严肃的态度。一方面他们理解新时代大学生的迷茫困惑，一方面又急切地想帮助年轻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语言不是理想，语言是工具。”只有远大的理想才是人生道路上的启明灯。个人的呼吸，连同时代的洪流，催动着人生路上的明灯，照亮前方的迷雾。当然若有互相扶持的同路人，便更加幸福。

当被问及张老师在她心中是怎样的模样，景老师不知道如何比喻，但她觉得张老师和她的三观一致，都受到民族文化的养育，坚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这样的比喻我不掌握，人的脾性往往有他的独特性，坚毅顽强、遇事不慌，这就是他印入我心底的形象。”

一甲子相守，熬得过起伏波澜，也熬得了茶米油盐，二老服务国家的信念从未动摇，无论是早早就当团干部的景老师，还是入党虽稍晚但始终有热诚之心的张老师，他们都把国家和民族看得最高最重。张老师说：“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在学习多样文化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我们唯一的信念。”

在张老师和景老师的书简上，为阿语鞠躬尽瘁的一甲子，既记录了他们相知相伴的岁月风华，更写尽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责任与担当。当二老无言执手，望向彼此被时光模糊的眼眸，看见携手走过的漫漫人生路的同时，也一定能够看见两个心怀家国意气、“未敢忘危负年华”的少年郎。

主笔 & 记者 | 新媒体中心新闻采写部 孙雨筠

编辑 | 新媒体中心新闻采写部 姚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