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超群老师

祝贺老师获得朱凯教育基金—汉阿翻译奖！关于获此奖项，您有哪些感想呢？

朱凯教育基金奖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退休教授朱凯设立、是全国阿拉伯语界颇具权威性、认可度很高的一个奖项。能够得到全国阿拉伯语专业专家评委们的认可、代表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获得朱凯教育基金-汉阿翻译奖，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个奖项也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在教学、翻译、学术研究方面扎实积累的成果。《两个世界》一书的翻译是我在研究生翻译教学过程中完成的，在翻译最终定稿前我还将部分章节拿到课程上与大家一起讨论研究，所以这部译作也是我系师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您的译作获得了广泛赞誉，读者普遍称赞译文通顺流畅，带来了极佳的阅读体验。在翻译过程中您是如何达到如此高的翻译质量的呢？

我在翻译方面一直有一个标准，就是首先要具有可读性，译文要符合当代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在完成翻译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会把自己代入到一个普通读者的视角上，去读已经完成的译文，发现可能造成误读、费解的地方我都尽可能地去调整。另外我还努力去达到文字的通顺和流畅，尽量使用短句、形成比较明快的节奏，不使文字显得冗长晦涩。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是对译文可读性的再造。我觉得可能是在翻译工作中的这一步工作，使得文字能能够被当代中国读者接受，能与读者产生更多共鸣。

廉超群老师译著《两个世界》

（图片来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在翻译《两个世界》一书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

翻译本书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如何能够在当代读者接受的情况下，试图去呈现原作中的不同语体。这部译著的阿文原名是《披沙拣金记巴黎》，是19世纪埃及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留学法国的记录。他是最早通过留学全方位了解当时欧洲各种制度、风貌的阿拉伯学者之一，因此当他在写作本书时，就面临着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制度体系之间的剧烈碰撞。他一方面要把他所见到的、认为有意义的内容介绍给本国读者，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本国既有的观念体系，所以这是一种调和的写作方式，他在写作过程当中需要使用来自不同源头的材料。

书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语体，既有传统的韵文、诗歌等等，也有明显受到欧洲语言影响的、较有现代感的文字。在介绍法国时，他既翻译了政治、法律、医学等专业领域的文本，也介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外书中还有大量阿拉伯传统风格的诗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语体融合的文本，而如何在翻译中呈现不同的语体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处理不同语体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形成差别以体现不同语体各自的特征；但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作品，又要保留它的可读性，让当代读者能够接受，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至于如何去克服这个挑战，就我自己的做法来看就是要做很细致的考据工作。因为对任何一个语体的识别、解读、理解，最后再把它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都需要对这个语体所涉及的文本内外各种因素进行非常细致的考察，所以研读和前期的研究工作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我自己来看，最后的成果还没有达到非常令人满意的程度，所以我也很期待读者在阅读时能给出一些反馈，也就是他们是否感受到了这种多语体融合的文本特征，这些反馈将有助于我在未来的类似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果。

               廉超群老师在第三届“朱凯教育基金”颁奖仪式上致辞

翻译常常能带来比阅读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那么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您是否获得了一些与阅读本书时不一样的思考与体会呢？

首先我认为翻译过程中的阅读是一种最高程度的细读，因为只有对原作的每一个语词、对作者的观点进行非常深入细致的了解，才能够真正进行文本转换。但是细读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过分注重细节反而可能会导致忽略全局。所以我首先做的是把文本通读一遍，了解它整体的结构和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细读才不会丢失主线脉络。

其次在细节的处理上，我认为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书中术语及其历史背景进行细致考据的过程。作者塔赫塔维在欧洲接触到了许多新观念、新事物，而它们到了阿拉伯语中是需要用新的术语去表达的。对此，作者在术语翻译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包括一些创制，而他使用的术语中一部分是没有遗留到当下的。所以我在翻译这些术语的时候，就需要去选择一个最恰当的表达，使其既能被当代中国读者所理解，又能让他们了解到这是在剧烈变革时期中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术语形态。

这就意味着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要了解一个术语所传递的现代概念本身，还要了解它的发展演变过程，这背后就有很多复杂的历史细节需要去回溯。与此同时，术语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和政治变迁的过程，当时的埃及和奥斯曼帝国都处在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时期，塔赫塔维所介绍的西欧思想理念、政治制度、社会风貌，对这两个国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只有对这个政治历史背景进行细致考察才能真正理解相关术语的演变。所以翻译本书的阅读状态其实就是一个考据的状态，而一般来说普通的阅读很难达到这样的细致程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翻译实际上是一种研究式的翻译。

在阿拉伯语翻译教学方面您拥有丰富的经验，那么在这个方面您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呢？

我在翻译课上一直跟同学们讲一句话，就是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原作的语体特征。我之所以一直讲语体，是因为语体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可以让你把文本的特征和这个文本所处的时代、社会中的各种情境因素整合在一起。翻译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的语体特征，同时以一种让本国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这也是我在翻译教学当中一直试图让同学们去熟悉并掌握的一个翻译理念。

当下在翻译工作中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把翻译视作一种机械性的工作，比方说对某一个领域的翻译特别熟悉、掌握很多套路，于是就在任何情景中都通盘应用这种模式化的表达。我觉得对于多语体翻译这样一个目标任务来说，这种倾向是不合适的。

在翻译工作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所谓“再创造的冲动”。有一些译者觉得无论翻译什么内容，都可以把它处理成译者个人的风格，试图去追求华美的文字、音韵的和谐，让人觉得特别高大上、特别高雅。但恰恰是这样一种把自己的美学价值观强加于原文的翻译倾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违背了我们在翻译中努力去实现的功能—语体对等的目标，恰恰是对翻译对象的一种歪曲。

所以我们既要克服机械式的翻译倾向，也要克服试图施加译者个人美学风格的翻译倾向。我们要戴上这个镣铐，这个镣铐就是原作的语体风格、语体特征，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去呈现它，以读者能接受的形式去呈现它，这才是理想的翻译选择。所以在我的课堂上，我时刻提醒同学们基于这种意识去进行翻译，在面对不同语体的时候，能够做出相应的翻译选择。

朱凯教授（右三）与朱凯教育基金获奖者合影（右一为廉超群老师）

您认为学术翻译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您又是如何平衡这几项工作的呢？

其实我自己在这方面还没有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因为当代学术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碎片化。一个学者需要时刻进行多任务的工作，有教学、有研究、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这样他的时间和精力必定是分散的。其实学者从事任何领域工作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能有一个集中的时间，沉浸式地投入，但当前的工作状态并不能让我们做到这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体会特别深，因为我基本都是用零敲碎打的时间去翻译。特别忙碌的时候，我就没办法集中翻译，而稍微有一些空闲时间，我就可以整块地投入，但又由于需要做大量的细读工作，每次只能处理了小部分文本。因此我翻译本书的整体进度并不很快，是断断续续用两年多的时间译完的。

即便是这样，我觉得每一个学者都在适应这样一种碎片化的工作状态。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当中，我也是将翻译和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阿拉伯语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通常会考察语言同社会上不同因素之间的关联互动。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时刻尝试站在塔赫塔维的立场上，去体味在那个情境下的这个历史人物，面对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的思想、制度的碰撞，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上做出了哪些选择。我通过翻译去体会他是如何实施这样这种语言行为，并研究促使他做出这些选择的内外因素都有哪些，这样一来，翻译过程也就变成了一个学术考察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它类似于我们当代学者所做的民族志的田野工作，只是我们所做的是一种历史民族志，假定自己置身于历史情境当中，尽可能地去贴近和理解它。所以我也希望将来能够围绕塔赫塔维和他的时代形成一些学术成果，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地将把翻译和研究进行一个结合。

与此同时，由于我在翻译本书的过程当中对于翻译，尤其是多语体的翻译又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所以我也会把这些新的理解放到翻译课教学当中跟同学们一起去讨论，也把在互动当中同学们启发我的一些地方融入到翻译当中，让翻译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虽然我面对的是一个很碎片化的时间分配状态，但如果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就能够把学术研究、翻译和教学进行很好地结合。

廉超群老师出访

对于我国阿拉伯学界学术翻译的未来发展，您有哪些宝贵建议和殷切期待呢？

我觉得每一个学阿拉伯语的同学都不容易，这一方面是因为阿拉伯语语言结构本身与汉语之间的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讲这门语言的语言社群，其文化、社会、政治背景与我们之间的差异较大。这两方面因素导致学习阿拉伯语的过程相对来说更艰难一些、漫长一些，所以能够从事阿拉伯语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因此我鼓励青年学子们在翻译方面积极尝试、积极探索。

至于具体的建议，我觉得有这样几点。一是要选择真正有价值的文本。我们希望通过翻译让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能够加深对彼此的理解，真正了解对方文化当中最核心的特征、最重要的历史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翻译选择上不要太盲目，不要觉得什么都可以翻，而要在翻译之前做出筛选，真正把有价值、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通过翻译在彼此之间进行交流传播。

二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呈现原文的主要特征。从我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一个语体选择问题，大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试图把一部经典介绍给自己的同胞，那就有责任让这部经典尽可能的原汁原味、不受歪曲。因为很多中阿经典文本还没有被翻译过，而一旦你选择并成功地翻译了一个经典文本，就意味着你的译本很可能会成为目标语言读者第一次接受这部作品的途径。所以你必须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不能让中国读者在首次接触对方这部经典作品的时候，就以一种不理想的、片面的、被歪曲的状态接受。所以希望大家尽可能以原汁原味的方式呈现原文，当然前提是以当代中国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

三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自己沉浸式的体悟。我觉得当代的翻译工作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辅助工具，包括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确实在不断地在蚕食翻译工作的空间，现在许多翻译任务机器也可以承担了。但人工智能做不到的一点，我觉得恰恰就是我刚才所说那种民族志式的沉浸，也就是深入地去体悟对象文本作者的人生、情感以及对象文本的形成和传播过程。这是需要人与人而不是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才能够做到的，也需要以尊重作者和原作为前提。而人工智能的翻译可能只是基于海量数据、通过大规模机器学习构建起的规律给出一种调和式的、综合式的翻译，它往往缺乏个体译者在研究、体悟翻译对象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独特的认识和感知。我希望译者们能够把这种沉浸式的、民族志式的体悟呈现在译作当中，以达到尽可能用原汁原味的方式呈现经典的目标。也期待未来能够出现更优秀的翻译，促进中阿双方文化经典的交流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