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1日，应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之邀，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哲学系主任、孔子学院摩洛哥方面院长阿卜杜·马吉德·杰哈德教授，为我系学生作了题为“表征：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的讲座。阿拉伯语系主任林丰民教授出席，廉超群博士主持。以下为讲座内容概要。

讲座讨论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如何看待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以及如何形成他们心目中对“中国”的表征。在阿拉伯人的想象中，中国一直是“遥远国度”的代表，正如《圣训》所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国是他们所认为的所能到达的大地最远端。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奇特迥异的国度，正是上述观点的体现。

    摩洛哥位处非洲北段，距欧洲很近。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使得阿拉伯人以各种形式暴露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成为其附属，因而无法脱离这一文化进行思考。现在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意识到，中国模式可以帮助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摆脱当前的文化困境。自力更生的中国，其模式的建立不是为了和与之不同的其他模式相区别。中阿之间相距遥远，但两者同属东方文化，在具体形式上虽有所不同，但根源上具有很大相通性。

    阿拉伯文化的核心是“我”与“非我”（或者说“他”）的双重性，即“我”如何看待“非我”。今天讲座讨论的“他”即中国。阿拉伯文化自上世纪初便一直停滞不前，西方殖民入侵促使其思考“我”如何与这个完全不同的“他”相处。如今阿拉伯国家仍然较为落后，因而 “我”与“非我”的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例如，摩洛哥存在多语现象，国家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但在政府机构等场合却使用法语。这淡化了摩洛哥人在根源上的阿拉伯伊斯兰属性，存在很大问题。当你去摩洛哥人家里做客，你会发现家中布置有阿拉伯风格和西方风格的两间客厅。摩洛哥人周末穿时装，周五便换回传统服饰。我们一直处在一种 “我的在场”和“非我的参与” 相互交织的状态中。这是阿拉伯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它使得阿拉伯人在思考他们与“我”自身的关系时，只能在“我”与“非我”的关系之中寻求答案。在阿拉伯国家全面解放，尤其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解放之际，弗朗兹·法农曾在他《大地的受难者》一书中发出倡议：“同志们，任欧洲玩弄的时代已经逝去，让我们寻求一个新时代吧。”但摩洛哥思想家阿卜杜勒·卡比尔·哈提比却回应说道：“‘西方’驻于我们中。”这也是至今阿拉伯文化依旧存在的问题，这种“我”与“依附非我”的双重性，也成为它的独特逻辑。

    讨论“我”与“他”所需的重要概念是“表征”（representation）。在社会心理学中，表征建立于人与物的关系中。例如，阿拉伯语指称“包”为/?a?qi?batun/ ，英语称为/bæg/，但这些音响片段与“包”的意义没有直接联系，是由文化共同体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确定下来的。语词不直接指示实在，每种语言以其独特的方式表征现实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现实”，“现实”只是人对实在的表征，只是人在其思想中对实在的构想。概念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和实际的言语交流或上下文中才具有意义。文化便是建立于语言的基础之上，语言在一系列概念、意义、词语乃至观点、意见、态度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最基本作用。通过语言，我们得以窥见现实。“表征”可以有很多界定，它可以指具体的、现象的，也可以指内在的、抽象的，它指一种认知的或心理的构想，由某种特定的文化所规定，这种文化被称为“参照物”。若设中国文化为参照物，存在诸多组成实体，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对与“非我”的关系以及物之间内在关系的表征。

    这次来中国，我获得了很多与不同于我在摩洛哥所了解到的切身体会。例如竹子，它具有刚柔两种特质。它很柔嫩，甚至可以被食用（指竹笋），也很坚韧，可以当做建筑材料。这也是中国人具有的品质。再例如中国的阴阳理论，黑与白、阴与阳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相互转化，和谐融合。这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和谐”体现在方方面面。中国在摩洛哥设立的孔子学院就和其他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不同，法国文化中心的设立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而孔子学院则服务于中阿双方的共同利益服务，它坚持双赢原则，另一方面，孔子学院的管理也采取合作原则，中阿双方各派一名院长，学院的管理工作皆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这是非常独特的模式。再比如，有一个中国典故说，有一个已放有很多勺子的饭碗，如果要在碗里放入新勺子，那这把勺子一定不能磕碰到其他勺子。这便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干涉原则。在叙利亚ISIS问题上，很多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中国坚定地奉行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因为中国文化倡导人的和谐相处，不提倡冲突。中国的这种和谐的哲学观体现在它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

    当伊本·白图泰于公元十四世纪到达中国时，他是以阿拉伯文化为参照物来观察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并记录了有关中国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他的游记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