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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奥贝德系列:把晚年献给了中国的叙利亚专家奥贝德

记得是2000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叙利亚。我坚持在日程安排中要去访问山城苏韦达,因为那是曾在北大工作了十余年的叙利亚专家奥贝德的故乡。我们去了奥贝德的家,一进门,见到挂着的他的遗像,见到那曾朝夕相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形象,我的泪水就不禁流了下来,而且怎么也止不住,一边听着他家人的讲话,一边流泪,上了汽车,一路什么话也不说,我还是在流泪。现在想起来,真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泪水流得那么不管不顾。惹得我们代表团的团长——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高洪波在为我写的两首诗中的一首《再赠仲教授》中就提到这件事:
 
万千话语一口传,
左逢甘霖右逢泉。
舌绽莲花眼含泪,
天方别后不夜谭。
 
他还特地在“眼含泪”处加以注释:“仲教授为阿拉伯语世界译界名人,笔译口译堪称双绝。此行中东,多次座谈均赖教授勉力支撑。然教授重感情,常落泪,遂有此句。”
其实,高大诗人的话说得并不十分恰切,这不仅表现在那些显然是溢美之词上,而且说我“常落泪”,也有点冤枉。人上了年纪,感情虽比年轻时脆弱多了,泪腺也比年轻时难以控制,但也似乎更知道了泪水的价值而更加珍惜,不肯轻易抛洒。
我流泪,是因为我想起了很多往事,越想泪流得越凶,越止不住……
奥贝德(SaLāmah‘Ubayd 1921~1984)先生是德鲁兹人。德鲁兹人是居于叙利亚、黎巴嫩的阿拉伯穆斯林中一个特殊的族群,约有三四十万人。他们信奉轮回,认为德鲁兹人死后都要托生为中国人,因而会认为中国人可能是他们先辈转世托生的,见了中国人就感到特别亲切。我的同班同学,曾任叙利亚、黎巴嫩武官的曹彭龄将军告诉过我一件有趣的事:一次他们到德鲁兹山区要找奥贝德的家,向一位德鲁兹老人问路,那老人得知他们是中国人后,竟开玩笑地对他们说:“怎么?你们是从这里到中国去的,现在回来连老家的路都不认识了?”
据我所知,奥贝德先生当然不会相信那种神奇有趣的传说,但他无比地热爱中国,把中国当成他的第二个祖国、第二个故乡,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把中国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记得他在1984年离开中国的时候,写了一首《别了,北京!》的诗,内中就表达了这种深厚的感情:
 
千丝万缕让我与北京紧密联系,
万缕千丝让我与北京联系紧密。
那里是故乡,有家与往事的回忆,
可这里是第二故乡,
也是家,
也有数不清的往事回忆。
北京在我的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
桩桩往事历历在目,
深远而又清晰,
五彩缤纷,
洋溢出馨香的气息……
 
我最早听说“奥贝德”这个名字是在1966年夏天。那时候,一方面是北大首开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令人七窍冒烟;另一方面,我们一些搞外语的人却圈在西郊宾馆,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作翻译。奥贝德当时是叙利亚作家代表团的代表,好像还是副团长。不过那时我是在后台搞笔译的,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根本与这些作家没有直接接触,更不要说与之交往。
但那次到中国来参加会议,并在会后到各地访问,似乎是圆了奥贝德先生的一个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竟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东方红》,向阿拉伯世界全面、客观、翔实地介绍了他访华的全过程及其亲身感受,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外,他还写了很多诗,对中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热爱溢于言表。我曾读过他在当时(1966年)写于杭州的一首题为《在西湖》的诗:
 
美不胜收的西湖啊
你还记得
                   恶霸与倭寇在这里
         花天酒地,
             耀武威,
                 淫威一片,
                      湖岸。
             *   *   *
年美无比的湖
是一卖与陌生人的姑娘。
     的呻吟在他听
         鸟儿歌唱;
             水在他杯中
                 是美酒佳
           *   *   *
美不收的湖
如今唱着
     利之歌,
         枝叶、花、在舞蹈,
             群星、月亮在微笑。
                  但我在你的双眼中,
                      读到轻微的颤动
                          昔的苦痛。
            *    *    * 
不要焦不安!
往昔不会复返,
    黎明已把它砸烂
 
奥贝德先生当时已是叙利亚著名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他于1921年生于苏韦达,父亲阿里奥贝德是一位著名的民间诗人、历史学家,也是一位革命领袖,曾参与了1925~1927年德鲁兹人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起义被镇压了下去,奥贝德的长兄纳伊夫为这次起义献出了生命。起义失败后,5岁的奥贝德曾随家人背井离乡远去沙特纳季德沙漠地区流亡。他后来辗转到了黎巴嫩,在那里念完了高中(1930~1940)后,回到了祖国叙利亚,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反法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同时诗作不辍。其诗曾收入在1960年出版的诗集《火焰与馨香》(Lahīb wa Tīb)中,从诗集的名称就不难了解其中的内容。1943年,他还出版了一部诗剧《雅尔穆克》(al-Yarmūk)。诗剧取材于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雅尔穆克战役中大败东罗马(拜占庭)的故事,寓意于叙利亚阿拉伯人的反法斗争。1946年在殖民主义从叙利亚彻底撤军后,年轻的诗人奥贝德曾参加了叙利亚阿拉伯军队进行曲歌词的征文活动,并获得一等奖。1947年,他再度去贝鲁特在美国大学进修,于1953年获历史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苏韦达市教育局长(1953~1960)。他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寻梦来了。因为也是在1966年于杭州西湖畔,他还写下以《梦》为题的一首诗:
 
早晨,我睡醒,
醒自一个美梦,
    比清晨还美的梦境。
           *   *  *
在梦中我看见了
一个美丽的湖泊,
    五光十色,充满欢乐。
        还有花儿千千万万,
            那是荷花,妙不可言:
                金似的叶片,
                    心似火焰。
还有小桥、堤岸,
    处处是欢笑,
         载歌载舞,锣鼓喧天,
             伴着丝弦。
                 万道霞光
                     直落九天。
美梦可会重现?
也许不会再现了,
因为那是梦幻。
 
奥贝德第二次以专家身份来到中国在北大任教是在1972年。在这之前,在1971年,他曾发表了两部颇有影响的著作:一部是长篇小说《艾布萨比尔——被遗忘了两次的革命者》;另一部是历史专著《据一些未发表过的文献反映出的叙利亚大革命》。那部长篇小说曾获得叙利亚文化部颁发的长篇小说奖,被认为是阿拉伯抵抗文学最好的作品之一。小说实际上是作者一位名叫哈姆德迪亚布(Hamd Dhiyāb)的同乡的传记。哈姆德迪亚布本来是苏韦达一个普通百姓,曾志愿在法国占领军中服务,但在现实生活中他逐渐认识到殖民主义真正意味着什么,而毅然反戈一击,参加到起义大军的队伍中。他在起义军中勇敢善哉,在山中历次战役中表现突出,立有战功。他最后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后又被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流放到南美的圭亚那,在那里的丛林中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长达20余年的苦难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他还是叶落归根,回到了故乡。作者显然为这位被遗忘了两次的民族英雄的事迹所感动,小说获奖后,他将所有的奖金都赠与了当时生活颇为拮据的小说的主人公。那部历史专著长达500多页,以翔实的史料——一些从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献鞭辟入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叙利亚大革命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文献中特别突出地介绍了妇女在起义中的作用。这部著作毋庸置疑地证实了作者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
奥贝德先生更加当之无愧的称号是语言学家、教育家。这不仅是因为他有在叙利亚多年任教师、校长、教育局长的经历,更可以他自1972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2年的资历所证实。其实,他教中国学生远不止始于1972年,早在1964年,他已是中国在叙利亚留学生在使馆的课外辅导老师了。而在北大的12年,他更是把培养中国阿拉伯语人材、提高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科研和翻译水平当做自己的事业,将其一生中最后的12年奉献给了中国,对中阿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被周围的中国人誉为阿拉伯的白求恩。
1972年来到中国后的感受、心境,不难从他1973年春写于北京的一首题为《雨之歌》的短诗中看出一些:
 
,大地!如同
为雨的进行曲
笑,欣喜,
如同圃的枝叶
想春
和万紫千
我的心也在歌唱
——为雨的进行曲。
为我,大地,来自你
归向你
我活着,不再孤寂,
这里,我的亲人在建设,在奔忙,
一手拿
一手握
而在那里,
大地为我勤劳的民众笑逐颜开
们一手拿镐
一手握绷带
时会治好伤
武器在人民手中歌唱?
我不知道。
 
我个人与奥贝德先生较为密切的接触似乎较晚。他1972年到北大时,我正好被借调出国到苏丹援外,虽明知那里是世界三大火炉之一,条件艰苦,但能出国在当时是难得的“政治待遇”,就乐得屁颠屁颠地到国外走“五七道路”了。1974年回国后,头一年让我校译《阿拉伯半岛》一书,那是当时中央下达落实到教研室的任务,我自然不敢怠慢,就没有机会多接触外国专家。过了一年,1975年,让我带着新生去昌平太平庄“开门办学”,当时虽说家里有不少困难,但觉得难得组织对自己这么信任,就也屁颠屁颠地跟着那帮工农兵学员一起去学农基地,听任他们“上、管、改”了。1978年,经考试后去开罗大学进修,虽因旧章未废,新章未立,头一年每月只有1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第二年才增到40元,但毕竟还是机会难得,我还是乐得屁颠屁颠地在那里镀了两年金。真正与奥贝德“过从甚密”起来,大概是1980年我从开罗进修回来。
老实说,我当时还是有点怨气的:1965年我接手一个新生班,摩拳擦掌地想把它带好,每天晚上提着两暖壶开水去“外文楼”辅导。可刚教了8个月就来了“文化大革命”。后来,我这些曾与之朝夕相处的学生都分在各地基层改了行,极少有用上阿语的;我1975年随之去开门办学的那批,因为是工农兵学员,似乎被认为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又被“哪里来那里去”地分下去了,用上业务的也极少。我有些伤心,不太愿意上讲台执教鞭了。所以当时让我与一些同事一道随奥贝德先生搞《汉语阿拉伯语词典》,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乐不可支。
1980年开始随奥贝德先生搞词典,到1983年,我又奉命屁颠屁颠地去也门萨那技校教书去了(其中有个不好意思告人的动机:想乘机赚几个外汇,提一台日本出的最新式的大收录机和录像机回来,因为我太喜欢了),细算起来,我同奥贝德先生较密切地接触满打满算也就两三年。可就这短短的两三年,让我受益一辈子,记住一辈子了。
算起来,奥贝德先生长我17岁,因此,他除了是我的良师益友外,我还暗自把他当成一位“叔叔”。他刚来中国时,也就50多一些,但已经退休了。到中国来,照我们现代流行的说法叫“发挥余热”。其实,那哪里是余热,简直就是一团火,燃烧着自己,把光和热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他的第二祖国。
望着眼前这本198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阿拉伯语词典》,我都有些惊异当年是怎么把它搞出来的:长达约2300页的大开本,收单字条目6000多,多字条目50000多。除一般词语外,还收进一些常见的方言与文言词语、常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术语,以及有关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专门用语。各类条目加上词话短语共100000余条。这本词典是参照当时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与北外编的《汉英词典》编纂而成的。当时没有电脑啊!手抄,打字,一个一个条目翻译,一遍一遍的审核、校对、讨论、议定……如今我翻着这本厚厚的词典,看着那密密麻麻的条目、词语,感谢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心血”这个词,我的确感到那里渗透着奥贝德的心血。
我们当年到奥贝德下榻的友谊宾馆去讨论词典的问题时,常使我想起下象棋或围棋的“车轮战”:我们当时还是“中青年教师”,每人在一周中有规定的一天去同专家讨论问题,而他,当然一周中天天都得“迎战”。
回想起来,每次到奥贝德那里都是让人感到开心 、惬意的日子。让我感觉最深的是老爷子那种珍惜时间,不肯浪费一分一秒的精神。他通常是坐在床上,用枕头把两脚垫起来,因为他的两腿静脉曲张,有脉管炎。他告诉我这种病的阿拉伯术语同葡萄藤是一个词,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粗胀的血管的确有些像葡萄藤。他工作起来什么伤痛都不顾了,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到了中午,我们一起做午饭。大概因为大学教师不坐班,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教研室的同事们个个都会烹调,每逢到他那里,都会各自大显神通,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饭后还可以在他那里洗个热水澡,够美的!后来,他觉得做饭耽误功夫,影响工作进度,就出钱请宾馆为他找个人做饭。宾馆为他找了一个刚失去老伴不久的职工家属来做。那个农村老太太,平时做的当然是农家的粗茶淡饭,讲究一些的饭菜见都没见过,更不要说做了。我有时劝奥贝德,还是让我们来做吧!宾馆方面似乎也举得安排得不妥,想为他换个人。但奥贝德是个人情味、怜悯心十足的人,说什么也不肯换,而且还在空闲时间教那个老太太如何做菜。奥贝德其实也是个美食家,曾教给友谊宾馆餐厅的厨师们做诸如比萨饼和一些阿拉伯的料理。只是他觉得工作时间能省就省。记得有一次,宾馆一位女专家喜欢养鸟,回国休假时把一些鸟儿托我们这位专家照顾。可我们这位专家觉得伺候这些鸟儿太浪费时间,竟把它们全都分送出去了。记得我从他那里带回家一只虎皮鹦鹉,两个孩子高兴得要命,不料后来那只鸟儿死了,女儿哭得很伤心。当然,更伤心的是那位回来不见了自己那些宠物的女专家,竟为此事对我们专家翻了脸。
节约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天性。记得我们同他一起做饭时,用的是一种粗杆的火柴。点过火后,他总是要把那些未烧完的火柴杆儿留下来,为的是用另一个灶眼时可以用它引火,而不必再划一根火柴,显得浪费。每到这时,我总是要嘲笑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他也总笑着说:“喏,又是一粒儿芝麻!”我说他丢了西瓜,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慷慨好客了。每有叙利亚或阿拉伯客人访华,他往往总要设法掏钱请客。有一次从叙利亚回京的途中,遇到一个南斯拉夫的妇女,听说中医针灸有神效,就带着自己先天弱智的孩子马尔科来北京看病。我们专家为那位妇女的母爱所感动,竟一直倾囊相助,为此,那时的专家待遇虽然不低,竟有时会不到月底就囊空如洗。
说奥贝德专家是“工作狂”其实不太确切,但从他身上我们的确认识到什么叫认真工作,又如何工作。他好像脑子里有个发动机,时刻都在转动而不停息。他总是备有很多大信封和塑料口袋,碰到有关的例句、念头(就是人们通常称作的“思想的火花”)赶紧拿笔记下来,分门别类地装在那些口袋里,就好像扑捉到一只只小鸟,赶紧把它们装在笼子里,生怕它们飞掉。他常教导我们:“好脑筋不如烂笔头”。
奥贝德的工作从来不是单打一,而是像现在人们用电脑那样,窗口里同时开出很多项目。大部头的《汉语阿拉伯语词典》只是他参与的工作之一。在华的12年,他除担任各年级的教课任务、编写教材和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外,还开办过很多短训班,参加培训的多是各个学校、机关、部门的中青年阿拉伯语教学、翻译骨干,他还为新华社、外文出版社、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中国建设》(现称《今日中国》)、《中国画报》等我国的宣传媒介单位译稿、改稿、培养人才,对阿拉伯语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阿语教学、研究、翻译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他翻译了大量的唐诗宋词和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此外,他还经常被请去为一些重大会议的主要文献,以及一些经典著作的阿文译稿进行修改润饰。他时常加班加点,从不索取报酬。
我们还可以从奥贝德先生在这12年中及其后出版的著作及他留下尚未出版的文稿亦可看出他工作的业绩。已出版的有《中国古诗选》(1983)、《民间成语》(1985)、《童年忆事》(短篇小说集,(1987)、《为我国孩子写的童谣》(1997)、《真主与异客》(诗集(1997);未出版的文稿有《阿拉伯语的同义、近义词》、《从贾希利叶时期至20世纪阿拉伯诗歌发展简介》、《阿拉伯语读本》(为学习阿拉伯语的外国学生编著)、《穆罕默德时代的反对派》、《<</SPAN>古兰经>中的哈拉姆(禁止的)与麦克鲁海(可憎恶的)》、《三大宗教的比较文摘》、《中国典故》、《织女与牛郎》、《布尔特尔牧师1853年在豪兰山的游记》(翻译)、《<</SPAN>一千零一夜> 中的成语、典故》。
奥贝德先生是于19843月离开北京回国的。在他到家的第二天就溘然病逝。人们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他在辞世的前一周,曾写下他最后以《真主与异客》为题的一首诗:
 
啊!求你别在这里合上我的双眼!
这里,人们的心纯洁无瑕,
这里,江山如画
但我思念我的故土,
那里的山川、海岸
看上最后一眼。
     *    *   *
你对我的心不要下手太狠
们之间没有什么仇恨。
你是从来未见过我在你的神殿
双膝跪下把祈祷词诵念,
没在节日里宰牲祭奠,
没在生日点蜡许愿。
但我对你的祈祷
是微风催着花儿开放,
鸟儿对着晨曦歌唱
    *     *
我在那里活上最后一天!
那里有我心爱的亲友,
难忘的往事有苦有甜
难流亡的童年,
青春似花一般,
也伴着刺刀、皮鞭,
是因为他不肯为侵略者、傀儡或神像
献花,烧
     *     *  *
如今我白发如冠,
仍手拄棍杖
继续赶路向前。
跑的队伍排挤我,
们不问这路是谁修建,
这辉煌的火炬是谁点燃。
     *     *
!我无悔无怨!
你难道没看见我的心洁白如雪一般?
么就让我在那里合上我的双眼!
那里有我心爱的亲友,
们流着血红的泪水,
男子知道哭的滋味。
 
据当年在北京为先生送行的张甲民教授告诉我,先生临离别北京的时候似乎有一种预感,他是提着请人为他画的两幅像上飞机的,一幅是穿西装的,一幅是穿民族服装的,那似乎是他为自己准备好的遗像。先生临回国的时候,似乎心里很乱,他真舍不得离开这块他为之献出了晚年的土地。他在《别了,北京!》那首诗的后半段是这样写的:
 
他希望能再回到中国,他的钟爱之地,
看看他为之祈福的她的明日。
有朝一日回
他也许会看到这座古老的城市
如被施了魔法,
       轻、亮丽,欢笑而有魅力,
满希望、热情,神采奕奕。
 
如今,中国——他的钟爱之地,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真像他所希望的“如被施了魔法,变得/年轻、亮丽,欢笑而有魅力,/充满希望、热情,神采奕奕。”但先生却再也回不来了。
我得到奥贝德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正在也门萨那技校教书。不知道是不是太重感情,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我很怕得老年痴呆症,把不该忘记的事忘了。我细想想,奥贝德先生把他的晚年献给了我们中国,他对我们国家的阿拉伯语教育、翻译事业,对我们这一代阿拉伯语人才的培养、成长是有恩德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感恩美德的民族。俗话说:“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我什么泉都没有,竭尽所能,能涌出来的唯有泪水。我若有一点权的话,我一定设法在今年(2011年)先生90华诞时,搞个活动,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