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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观察之美国】理解“非理性”中的理性,守住不确定中的确定

      正在斯坦福大学访学的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博士生李睿恒给我们发来他的疫情观察和思考。

 

      2月末,美国新冠疫情开始大规模发酵,截至目前,已过去近两个月。从一开始的口罩无用,到各州宣布紧急状态、“就地避难”(shelter in place)、哄抢厕纸,再到当下美国疾控中心(CDC)建议民众自制佩戴“布质口罩”,战疫终于逐步成为了美国生活的新常态。笔者目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进行访学,现就自己的一些观感与大家分享。
 

加州圣克拉拉郡发到个人手机上的居家警报

 

 

口罩,戴还是不戴,这是个问题!

 

      或许是因为从1月底开始就一直心系国内疫情的发展,在美华人早在心理上就完成了战疫的准备。但在行动上,心向往之却又有所顾虑。一方面,东亚地区疫情的爆发和生产生活的停摆,与美国缓慢的增长态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采取任何防疫措施,与美国的岁月依旧静好,似乎都显得格格不入;但另一方面,国内家人的叮嘱和国外高成本的就医现实,又让很多人内心焦虑,认为有必要提前准备。实际上,真正令人纠结的,不过就在于,要不要戴上那一层口罩。毕竟,自己囤多少粮和物资,不过只是个人的事儿,别人看不到,也无权干涉。而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虽然依旧是你的个人选择,但同时也成了你向他人传递的某种信号。这种信号,因社会文化间的差异,呈现出不一样的性质。

 

       在与学校的美国同事讨论疫情时,大家都认为,只有病人和医护人员才需佩戴口罩。你若生病了就应居家修养,必要外出时应佩戴口罩,以免传染给别人;健康者只需勤洗手,防止间接传播就可以了,毕竟直接传播的途径已经被病人的口罩所阻挡。

 

      因此,在美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健康者佩戴口罩,反而会给他人造成困扰,即你生病了不仅不居家隔离,反而出入公共场所,给他人的健康构成威胁。加之疫情最早出现在中国,戴口罩的亚洲面孔,因此很容易成为个别美国人宣泄焦虑或种族情绪的对象。我一位身在纽约的中国同学,就因戴口罩在地铁上被人泼了咖啡。
 

 

      长期脱销厕纸的超市 拥有口罩,似乎成了部分华人群体“甜蜜的痛苦”。戴,怕遭到他人异样的眼光、孤立乃至人身攻击;不戴,又焦虑于新冠病毒的传染。在笔者的观察中,虽有同胞从一开始就坚持戴口罩,但大概是出于内心的纠结,很多呈现为一种“半戴不戴”的状态,可爱地把口罩耷拉在鼻子和嘴巴中间,并未完全遮挡严实。

 

       有分析认为,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前些年的城市雾霾污染,在中国社会中培育出了一种戴口罩的公共卫生文化。因此在面对新发疫情时,国内口罩储量相对充足且生产机制成熟,民众也很快地自发戴上口罩,进行预防。而在美国社会中,民众并未享有相同的理念,加之政府在意识到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担心一旦要求佩戴口罩,会造成社会恐慌和对口罩的抢购,导致有限的医疗资源无法得到合理的分配。

 

       目前,在户外已经能看到有美国人开始佩戴起了口罩或自制遮挡物。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疾控中心之所以建议民众自制口罩佩戴,也是由于近期研究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这导致一部分感染者在症状出现前就已将病毒传播给了他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项建议并未离前述的理念相去甚远,如若没有无症状感染一说,这项建议是否存在或能否在社会中落地,或许还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抗疫:理性 vs 非理性? 

 

       然而,戴口罩的问题只是一个缩影,其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大家对于美国抗疫行为的某种疑惑。美国疫情爆发以来,“非理性”似乎成为了描述美国抗疫的一个高频词汇。除不戴口罩外,聚众轰趴、示威游行、联邦政府同州政府之间的分歧和相互指责、每天2~3万的病例增长,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发达国家、拥有最先进医疗防控体系的形象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嘘唏。然而无独有偶,同时期乃至更早时候的欧洲多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了相似的特征。
 

 

       斯坦福信用社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服务措施 理性行为模式强调,人有能力根据其理性做出最为优化的行为选择。这里的所说的“人”,可以上至整个社会国家,也可以小到具体的个人。就理论而言,这个论断在逻辑上没有问题,然而,在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各自追求其最优选择时,现实的结果可能是各行为体间的目标和利益相斥,从而引发相互竞争,最终导致社会总成本的增加和一个“非理性”结果的出现。因此,与理论不同,在现实中,要追求一个趋于理性最优的总体结果,各行为体间需有所协调地各自追求一个次优目标乃至牺牲自身利益,才有可能达成。当然,各行为体这么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充分的相互信任和共同承认的协作框架。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只有进入具体的情景来分析不同社会的行为选择,才可能得到真实的观察。倘若只唯结果来论,那么我们对“非理性”行为的观察或许也将进入某种“非理性”的怪圈。
 

斯坦福校方封锁公共场合 

 

       事实上,美国“非理性”的表征,恰恰反映了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内在。从央地关系上看,并不存在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州政府有着很强的行政独立性;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看,二者契约关系的本质,使得政府与社会在颁布和落实如居家令类似的大规模社会政策前,会以经济成本作为优先考量;从社会内部来看,美国民众注重个人的自由选择,反感政府推行强制性的居家措施,并且消费主义和信用预支的理财观,使得许多人没有足够的积蓄长期居家,从而示威要求复工;再者,疫情恰逢美国新一届大选,又为美国现政府的抗疫措施增加了新一层的考量。

 

       可以说,美国的抗疫正在进入前述理性行为选择的怪圈,既细化到每个行为体来看,他们似乎都在采取对其而言最优的理性选项,但总体的抗疫效果却呈现为非理性的。正是美国社会的这三重特点,成为其全面抗击疫情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中国的抗疫模式表现突出,但很难被美国所借鉴。因此,在理解这几重制约的前提下再对其抗疫模式做出具体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判断,或许更为妥贴。只能说,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本能做得更好。

 

       以笔者所在的斯坦福大学为例,就是美国“大社会”自主性的一个缩影。早于其所处的圣克拉拉郡正式颁布“就地避难”约一周的时间,3月10日,斯坦福大学就果断宣布余下的冬季学期和即将到来的春节学期都转为线上,并陆续取消各类活动、组织本科生离校和安排相关的后勤工作。面对新变化的学生群体,丝毫没有因为疫情而放弃维护自身的权益,开始组织请愿要求学校减免学费,很多人还表示,如若学校不采取相关措施,自己毕业后将不会给母校进行任何捐款。
 

 

       因疫情课程转线上,学生请愿要求学校减免春季学期学费 此一请愿虽然最终没有得到学校批准,但学生又将注意力转向学校的一项新规定,既学校将不再支付校内非直聘员工的工资。学生群体随后发动募捐,以此补偿受影响的员工,并号召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校友向学校施压,改变政策,恢复对相关员工的工资发放。最终,学生的行动让学校修改决定,缩小政策实施范围,对部分非直聘员工继续发放工资。
 

斯坦福大学学生群体为学校员工募捐 

 

结 语:守住一点确定

       新冠疫情,本质上给个人带来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身心的健康、还是日常的生活方式,无一不受到它的影响。而对身处异乡的留学生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更被“君问归期未有期”的焦虑、家人“乏力”的担忧和对不同国情背景下抗疫政策的疑惑所放大。或许,在已确定的居家模式下,规律的作息锻炼,合理的饮食、保持节奏地阅读学习、同学间建立有效的沟通互助机制、紧跟祖国使馆工作人员的管理动态,是留学生在“非理性”中所能追求的一些理性,在不确定中所能守住的一点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