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邀请，英国著名埃及学家、牛津大学埃及学教授约翰•罗伯特•贝恩斯（John Robert Baines）于5月10日在北京大学第三教学楼106教室举行了题为“古埃及王权的起源（公元前4到3千纪）”的学术讲座，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历史学系颜海英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该讲座是“中东考古与文物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我校阿拉伯语系和历史学系的部分师生聆听了这次讲座。

　　颜海英教授向贝恩斯教授赠送讲座海报纪念版

　　贝恩斯教授用丰富的考古资料，向我们介绍了古埃及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古埃及王权象征的演变。他指出，考古学者还在上埃及涅伽达1610号墓葬中发现了一件陶器残片，上面有着红王冠（Deshret）的浮雕，这块陶器残片属于涅伽达文化I期（Naqada I，公元前3600-3400年）阶段的后期，年代十分久远。考古学者认为，红王冠是下埃及的象征，却源于涅伽达文化。

　　涅伽达1610号墓葬中出土的红王冠图案陶器残片

　　在涅伽达文化II期（公元前3400-3250年）的一些墓葬中，还出土了带有动物形象的器物，以及包括大象、河马、鳄鱼、羚羊、猴子、狗在内的殉葬动物的遗骸。贝恩斯教授认为，这一时期的古埃及已经产生了以国王为中心的复杂社会，大象在这一阶段往往被视为王权的象征。大象并不是埃及原产的动物，需花费人力物力从外地运来，十分稀有。因此，拥有大象一方面意味着统治者享有极大的权力，对周边国家而言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统治者能够对大自然加以一定程度的掌控。

　　贝恩斯教授认为，到了涅伽达文化III期（公元前3250-3050年），大象作为王权象征的传统就趋于结束了，在这一时期及之后的墓葬中，王权的象征逐渐由外来的大象变成了埃及本地猎鹰等动物。这在著名的纳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有所表现，这块调色板出土于上埃及的赫拉康波利斯（Hierakonpolis），距今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其正反两面的上方都有表示纳尔迈的王名框（Serekh）。 

　　纳尔迈调色板正面（左）与反面（右）

　　在纳尔迈调色板的正面，纳尔迈头戴象征上埃及的白王冠（Hedjet），正在高举权标击打一名俘虏的头部，在纳尔迈的正前方，一只猎鹰站在六朵纸莎草花上，伸出手臂牵着一名俘虏的鼻子。纸莎草花是下埃及的象征，因此这组图案这可能表示纳尔迈对下埃及的征服。在调色板的背面，纳尔迈头戴象征下埃及的红王冠，正在率领军队巡视战场，他们的面前躺着十具被斩首的尸体——这可能是敌人的十个头目。在调色板的最下方，一头公牛正在肆意践踏逃命的人。贝恩斯教授指出，这一时期的古埃及文明往往用猎鹰作为王权的标志，猎鹰与国王同向时，则代表国王本人；与国王相对时，则代表国王的守护神荷鲁斯（Horus）。此外，调色板反面下方的公牛也是国王孔武有力、所向披靡的象征。

　　贝恩斯教授还表示，尽管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纳尔迈征服下埃及的证据，可是他却更倾向于纳尔迈不是第一个统一上下埃及的国王，没有必要再度征服下埃及，因此这个调色板上所描述的事件，有可能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仅仅是一种传说或想象。

　　然后，贝恩斯教授总结了早王朝时期古埃及国王的主要行为，包括对外征战、建造神像、参与祭司仪式以及在境内四处巡游。贝恩斯教授指出，古埃及国王的巡游活动有可能也是出于一种宗教目的。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师生们就古埃及历史和文化，向贝恩斯教授踊跃提问，贝恩斯教授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文/白野 图/李睿恒）